父子篇
父亲是科研者，儿子是推广者。
一对温情默默的父子是否也有矛盾的那一刻？
当矛盾来了，如何解决问题？
做事业的过程中，父亲对于儿子只有支持和赞许，儿子说，不管怎样，为了父亲，为了这个行业，我一直尽力在做，希望能做得更好！
“速记泰斗”唐亚伟
他从专门用于会客的房间里，衣着整齐地走了出来，不忘掉戴上那条他忠爱的围巾，简单地搭在脖子上，绅士感觉盎然。
这是一位世纪老人，生于1915年。一辈子执着于速录事业。早期，他积极开办速记培训班，条件成熟以后，开办学校，“那时条件很艰苦，刚开始做，我也没有很多的钱去做宣传，于是，我就一个人晚上去贴宣传单。那时我的生活就是白天教学生，晚上贴宣传单。这样的话，学生人数慢慢增加。我就从一个速记班变成了速记学校。”
解放前期的北京，有三个有名的职业学校。大生缝纫学校、立信会计学校和亚伟速记学校。现在这些誓做百年老店的学校依然发展良好。大生缝纫学校已改名为“大生服装缝纫学院”，总部依然在上海。立信会计学校的主营业务还是若干年前的那些，传统而不失前进动力。而亚伟速记学校，它的发展模式俨然已不同于几十年前了，搞科研，搞发明，搞推广，是“亚伟”一直青春不倒、领航于其他公司的秘诀。
“亚伟中文速录技术于2007年获得了国家发明二等奖，获得了北京市科技进步一等奖，我们获得这两个奖项，我认为当之无愧，但是我们一直在讲这项发明，我父亲这项发明，实际上是捅破窗户纸的发明，不是说他这个发明自身有多大科学基础理论在支撑，才有这项理论突破，而是这个人是否敢于想象出来，这本身就是发明”唐可为告诉记者说。
唐亚伟有6个孩子，5个儿子1个女儿。“我的儿子、女儿们都非常好。他们都有儿子了，儿子呢又有孩子了，我们是四世同堂。经常是他们都定期地过来，我这里有房间给他们准备，就像酒店一样。”
会客厅的一角，摆放了一个“家和万事兴”的匾，“那些字都是绣上去的。我孙子送来的。”老人享受的天伦之乐感染着每一个人。
采访期间，他会告诉记者从哪个角度拍照最好，他也会很乐意地跟速录界的后生们合影留念。他会提议把他的袖子再露出来一点，提议家人把他的眼镜拿来，这样照出来的照片会更精神。他会告诉你，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几岁时接受过洗礼，什么时间他的事业又与教堂有着不解之缘。他会仔仔细细，脉络清晰地说出来。
他现在俨然已经成为了一个社会符号。他稳稳地坐那里，你就能感受到来自于他身上的详和之气。他的睿智，他的执着，他的大度，虽然年龄那么大，但是依然很“OPEN”的性格，而这些，就是人生的历练。其实并不是每个人生都能有如此历练。人生需要来自内心的沉淀。沉淀下来的经验，而是人生的智慧。
不让父亲太辛苦
父与子，血浓于水。
唐可为对自己的评价很低，而“我父亲对我的评价非常好，终归是亲生儿子，又不是别人在做，之所以我能做成功，也是因为我自信，是他从小培养出来的，他认为我是最好的，最棒的，我也始终认为我是最棒的。当然我对自己的评价，还是需要调整的。我们正在努力打造团队，我们要上一个层次了，跟我们联合的机构越来越高档，很多本科院校都在跟我们合作，他们的层次在那里，我们团队的层次必须要有能力做一个驾驭者或者领导者，必须要高于他们，二十一世纪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不是什么资本的竞争，有了人来了，可能钱就来了，人走了，公司就垮了，钱就变成负数了，这是我当前很着急并且急于解决的事情。”
在亚伟中文速录机的推广方面，唐可为与父亲尽量保持了一致。不一致的时候，也尽量按照父亲的意思来。他对待父亲的宗旨是“报喜不报忧”。
唐可为告诉《中国科技奖励》，在前期推广的过程中，实际上就是父亲唐亚伟真正研发的时候，父子俩的意见基本上还能保持一致。“因为首先第一点，要从心里面认可他这项技术的成功，才能够去成功，否则的话，我们都去怀疑，就很难成功的。再一个，运作的过程当中，我父亲还是很支持的，因为终归1993年的时候，他已经快八十了，开研发硬件会议的时候，父亲每次会议都要参加，他有时候就睡着了，必竟年龄大了，精力会有点跟不上了。最重要的是当时开会肯定会讲到计算机，对我们计算机外行来讲，如听天书，但是那时候作为会议，都要参加的，硬件是怎么设计的，用什么方案，用什么传输，软件采用什么方式，什么样的程序，用什么语言来写，这些都是开会决定的。”
看着父亲在会场上睡着，唐可为心里想“这是父亲致力一辈子的事业，我一定要把它给做好。我这是给自己打气。从简单的父子关系上来讲，我就是想着以后不要让父亲再因速录的事太辛苦。”
父亲写了一手好字，画了一手好画
技术研发出来了，要教学生。那么得需要教科书。教科书都由父亲唐亚伟来来编写。“我虽然实操能力比父亲强，但是在教科书的编写方面，比父亲差远了。虽然当时他年龄那么大了，但是教科书的每个细节问题他都参与，他的经验在那里摆着，怎么选题，怎么定名，包括绪论的部分应该怎么写。我们现在用的教科书的绪论还是当初第一版的，到现在一个字都没有改过。”唐可为显然在为他的父亲骄傲、自豪着。
儿时的唐可为，父亲就是一座山。已经是个父亲的唐可为，父亲在那里还是一座山，“一直以来，我都很敬佩我的父亲。父亲不仅仅在事业方面为我们做出了榜样，做人做事上，我们儿女也没有超越过他。可能我不小心赶上改革开放了，如果他改革开放的时候，他也刚好30岁，正是做事情的好年龄。可能比我做得更优秀。父亲写了一手好字，画了一手好画，社会名流认识得比我多得多，徐悲鸿、陶行知、李公朴等等，父亲跟他们都是好朋友。他跟冯玉祥也是忘年之交，冯玉祥给他写信，称他为亚伟兄，并没有把他当成晚辈，实际上他跟冯玉祥差了十几岁，但他们一直都是称兄道弟的。我们的事业和想法是一致的。父亲是第一批九三学社的社员，政治上的追求也比我高。到香港去，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当时他参加了很多进步人士的签名活动，好几个运动他都参与了，请社会名流来签名。他这一生，可以说赶上的时代没有我好，但是他也成功了，这是我给他的评价。现在整个速记界称他为速记泰斗，这不是我们自己定的，是手写速记行业给他定的。我还跟他调侃过，那时候您不小心研究政治多好啊，政治泰斗多好，比速记泰斗强。这都是不小心进入的一个行业，一生孜孜不倦，拼命研究，开辟了一个行业，共享于很多人”。
事物发展不是一顺百顺，毫无涟漪的。“我和父亲之间也有矛盾。我父亲发明速录之后，他原来的目标就是把产品能够研发出来，能够证明这是一套科学的产品，就完全可以了。后来我们做产业化链条，做市场推广，矛盾就出来。比如说广告的问题，父亲原来做手写速记的时候，就靠自己贴宣传单，靠好朋友在《大公报》上给版面做广告，当时《大公报》上天天都有广告。父亲想让人人都知道速记。但是我跟他的做法就有很大的区别。2001年之前，在北京晚报上我们没有花过一分钱，各种各样的报纸报刊，我就没有怎么宣传过。我认为，广告宣传和亚伟速录的性质有差别，这个我跟我父亲的矛盾很大，我现在做很多广告其实是给他看的，真不是给社会看的，当然那些报纸也不是我自己的，想发广告就得花钱。广告当然也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我们始终不是靠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