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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速记工作片断回忆:从两张老照片说起

时间:2008-12-15 09:52   来源:党史博览   作者:王晋   点击:

  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延安隆重举行。

  放在我面前的第一幅照片,拍的是大会主席台。台上直垂的幕布正中,悬挂着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两人错落相叠的画像,六面鲜艳的党旗分别挂在两侧。主席台上就座的,由右向左分别是周恩来、刘少奇、毛泽东、任弼时、朱德。任弼时作为大会秘书长,正站在麦克风前主持大会。主席台下只拍了第一排,那是会议工作人员的座位。左数第三个着深色服装者就是我,只能看到项背,正俯首以速记符号记录主持人的讲话。至今我还珍藏着中共七大职员证(号码一六五)。

  放在我面前的第二幅照片,是延安时期中央办公厅速记室部分同志合影。虽天长日久,但我一看照片,就能回忆起所有人的名字。由右向左,第一排是王晋、杜晓彬、冯玉兰、周昆玉;第二排是郭腾云、薛振声、刘飞霞、施铸英、夏鸣;第三排是张树德、王宾、周恪、卫文秀、刘继光。当年,我们风华正茂,后来有的在革命战争年代牺牲了,有的因长期积劳成疾而病故了。如今幸存者,也都已是耄耋之年了。这幅照片拍于1944年,距今已经64年了。作为一个86岁的老人,我看着这两幅照片,仿佛又回到了那魂牵梦绕的延安,激动不已,心潮难平。这里,我仅就那个时期有关速记工作的所历所见所闻,回忆并记述下来,以飨后人。

  速记工作的开创

  抗战时期,延安是中共首脑机关驻地,各种会议很多,这一时期速记工作开始创建。

  1938年以前,延安没有速记工作机构,也没有速记人员。王明从苏联回到延安之后,给大家讲他在苏联的所见所闻,其中也讲到了速记工作。他说,斯大林在各种会议上讲话的时候,有几十名俄文速记员在现场记录,会议一结束,就把斯大林的讲话整理出来,排版印刷,很快发给参加会议的人阅读。

  1938年秋,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召开七大。当时议定要在短时间内召开,需要一批文稿记录人员。于是,1938年就办起了第一期速记培训班。后七大推迟召开,但速记的应用,却从此时开始了。

  张霁中是一位从北平来到延安的爱国青年。他在北平学过“汪怡式”速记,中央调他和中央宣传部的青年党员王仲方一起来办速记培训班。张霁中任教员,王仲方任支部书记,从抗大、陕北公学选调了10名男青年、10名女青年。这期培训班四个月就结业了。1939年,由武承宗负责办第二期培训班,学员约30人。武承宗既是教员又是支部书记。后来又发现陕北公学高级研究班施铸英在南京学过速记,是“炳勋式”的,又把他调到中央办公厅速记室。施铸英水平高,记得也很好,是速记室的骨干。我们做速记工作的同志,一般都把这个时期称作速记工作的开创时期。

  1939年春,张树德从中组部党员学习班调到中办速记培训班学习,班主任就是武承宗。他们两人相处中,武承宗感到树德很聪明,性格活泼,兴趣广泛,处事老成持重,有主见,学习勤奋。培训班学习结束后,就把树德留在中办秘书处做速记工作。那时作速记记录,为了力求准确,一般为2至3人同时记,树德则因为手头快,中文底子好,能独立作战,从符号译成汉字也很清楚,所以常常被安排一个人独立执行任务。著名作家茅盾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曾暂居延安,有一次他给延安文艺工作者讲话,就是派树德去给他作速记的。茅盾对记录稿很满意,不料他把速记整理稿弄丢了,就让树德再给他整理一份稿子出来。树德很快又整理了一份稿子送给他,茅盾喜出望外,还通过中办秘书处向树德表示感谢。树德勤奋好学,有较强的文字能力,还写得一笔好字,工作又认真细致,因此常被派去为任弼时抄写文稿,整理材料,起草函件,任弼时很喜欢他。任弼时是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之一,还兼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不久,树德被选为任弼时的秘书。

  速记在工作中得到广泛运用

  速记在党的工作中被大量运用,是在1939年以后。当年速记室的主要任务,是记录毛主席和党中央其他领导人在各种大小会上的重要报告和讲话。如:1939年毛主席在延安宪政运动促进会上的讲话、延安民众讨汪会上的讲话等;刘少奇关于共产党员修养的报告;朱德在延安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会上的讲话;任弼时从苏联回国后给延安干部作的报告;周恩来几次从重庆回延安所作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等。1942年,延安开展了整风运动。速记室的工作围绕着整风运动展开,记录了毛主席《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学习和时局》等报告。此外,1945年以前西北局高干会议、陕甘宁边区党代会、群英会以及中央各部委召开的大会我们也去记录。

  1945年七大召开时,为了记录准确无误,专门成立了记录科,科长是廖鲁言。下设一个汉字股,由刘秀峰负责;一个速记股,由张树德负责。参加速记股的,是当时速记室的全体同志。我们记录了毛主席及中央其他同志的所有报告和讲话,以及大会上所有人的发言。

  我手头有一本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除了《论联合政府》是在大会上的书面报告外,几乎全部是用速记记下来印刷的。有的还注明:“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讲话记录稿刊印。”这是党的速记工作兴旺时期。

  1943年,为了准备七大的召开,需要再补充一批速记员。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抽调去学习速记的。我学速记,没有参加正式的培训班,是在资深速记员周昆玉指导下,完成速记训练课程的。有一次,毛主席作报告,要作速记记录。领导就让我去。实际上,这次记录是让我去实习,领导怕我记不下来,还同时安排了一名老速记员和我一起记录。这次毛主席报告的题目是《组织起来》,时间是在1943年11月29日。

  整风期间,毛主席还抽看过我们这帮青年人的学习笔记,其中张树德的笔记就被抽看过。看后有的还有批语。离开延安时,不许带,这些东西都交组织保存了。

  1945年4月,党的七大召开了,我很荣幸地参加了这次大会的记录工作。我记得,彭真作为七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负责人,在大会开幕的时候说:“我们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平均年龄30周岁,我们党已经是壮年了,党更成熟了。”毛主席七大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是书面报告,会上发给各位代表,毛主席没有照本宣读。他只拿着一个提纲在会上作了口头政治报告,讲得非常生动形象。

  七大召开前,彭德怀从前方回到延安。彭德怀要总结华北工作和“百团大战”经验教训,组织上就调我去给他作速记。他口述,我记录整理。他说,七七事变后,半年华北即沦为敌后了,我军深入敌后。在华北近8年血战中解放了多少人口,建立了多少根据地,八路军发展了多少倍,民兵有多少万,毙敌伪军多少等,他如数家珍。当谈到“百团大战”时,他的叙述变得十分缓慢,反复思考,不断修改。看得出他思想有些沉重和矛盾。有一天我们正在聚精会神地工作,有一个人进来打断了我们的工作。当时的热门话题,是“抢救失足者”。说起“抢救运动”,彭德怀就很生气,说:“有同志来找我证明,从太行山回来的同志有什么问题?”他右手一挥,说:“他们都是好同志!”

  我为彭德怀记录不止一次。1944年秋,以王震为司令员、王首道为政委的南下大军,到豫鄂湘粤敌后开辟新的根据地,请彭德怀作报告。这次报告也是我给他记录的。彭德怀很兴奋,话讲得很长、很多,至今我记得还很清楚。印象最深的是他讲自己的“童年泪”。他说自己小时候要过饭,没有鞋袜穿,唯一的“肉袜子”是从娘肚子里带来的。

  抗战胜利后,速记技术被带到了各个解放区

  经过延安的发展,速记工作已经成为党的工作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速记队伍也有了很大发展。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全国形势发展很快。大批干部开赴前线,人员分散了,速记技术也被带到了各个解放区。

  我在冀察热辽中央分局主办过一期速记培训班,使速记应用的范围更大了。这应该是党的速记工作发展的第三阶段。

  国共两党停战协定签订之后,有些做速记工作的同志调到北平军调处,刘继光就是其中一个。刘继光很精干。他参加了我党与国民党谈判时的速记工作。当时国共两党加上美国人,共同成立了军调处。军调处的组织形式是,上边有个三人小组,我们这边是周恩来,国民党方面是张治中,美国方面是马歇尔。北平军调处执行部是三个委员,我们这边是叶剑英,国民党方面是郑介民,美国方面是罗伯逊。下边是三个参谋长,我们这边是罗瑞卿,国民党方面是蔡文治,美国方面换了好几个人。三人委员会商定,原则问题由大家定。三个参谋长在一起议事,争吵得很厉害。

  刘继光他们每天的记录连夜整理,紧张得很,因为毛主席第二天就要看。他们整理出来,油印,用班机送给毛主席。一次,罗瑞卿与蔡文治吵架。那时国民党总是造谣,罗瑞卿讲了一句“狡辩掩盖不了事实”,国民党翻译挑拨说“狡者,狗也”。这个话中国人的习惯是不能接受的。美国人闹不清楚。我们的翻译马上提出抗议:说你怎么能这样翻译和解释?一次三人委员会开会时,争论张家口附近的峰镇的归属问题,以停战协定1月13日24时为界,峰镇原来是我们的,后来被国民党占了,我们又夺了回来,国民党说是他们的。叶剑英举例说,比如这个苹果是我们的,你夺过去了,我再夺回来,你说这个苹果是谁的?叶剑英还说,每次谈判我们都要小心,不要上他们的圈套,他们两个人设圈套,让我们钻,搞钓鱼政策。真巧,国民党、美国人都各自用了一个中文速记员,使用的都是“汪怡式”速记法。

  1947年胡宗南率部进犯延安时,有一小部分做速记工作的同志,随中央进入河北省西柏坡。在西柏坡,首先为全国土地工作会议作了记录。在这个会上,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紧接着,又记录了晋察冀土地工作会议。这个会是彭真主持的。在土改高潮中,有些地区发生了“左”的错误。任弼时调查了30个村子,还亲自参加了一些斗争地主的大会,发现严重地扩大了打击面,必须坚决地公开予以纠正,并制定了相关政策。后来,任弼时还以《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为题目,在有关会议上作了报告,讲得很精辟。毛主席看到后,指示新华社全文播出,所有报刊转载,并印成小册子三天内发下去,执行效果很好。

  在西柏坡也办了一期速记培训班,我们速记工作者还为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作了记录。

  速记工作在党的秘密工作领域也发挥了巨大作用

  速记工作不仅在我们党的中央机关和各个解放区以及八路军、新四军的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在党的秘密工作领域也发挥了巨大作用。速记工作者沈安娜和华明之夫妇,就是中共地下情报战线无名英雄的杰出代表。1985年1月,老速记工作者在北京聚会,沈、华二人也出席了,还回忆了当年的有关情况,一并记述在这里。

  沈安娜是上中学时学的速记,她学的是“炳勋式”的速记。1935年,她在国民党浙江省政府机关就职。在我党的教育影响下,她参加了我党地下情报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她到了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1938年,由周恩来、董必武等派遣,她打入了国民党的核心机关。经组织批准,她履行了特别手续,加入了国民党,被安排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作。

  沈安娜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做速记员长达10年之久。她经常坐在蒋介石身后,担任高层重要会议记录。蒋介石做梦也没有想到,他身后的速记员就是共产党员。国民党中央许多核心机密内容,都经她的手记录后辗转送到我们党这边。

  沈安娜当时很年轻,曾向周恩来提出想到延安学习一年。周恩来听了哈哈大笑说,你去一天就暴露了身份,还能去一年?

  1939年,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重庆召开,沈安娜作为大会速记员,就坐在蒋介石身后的速记席上。会议确定的“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针,以及秘密通过的《防止异党活动办法》等,沈安娜都及时地把这些情报汇报给了党组织。

  沈安娜还参加了国共两党的重庆谈判和1946年政协会议的记录工作。在1946年政协会议召开时,邓颖超参加会议见到了她。邓颖超一入场就两手背在背后转身向她轻轻地摆了一下手势,意思是不要打招呼。参加这次会议的都是各党派及社会名流,参加会议的工作人员都准备了一个纪念册,“敬求墨宝”。周恩来称她为“女士”,题词为“致力于中国妇女解放运动”,董必武的题词是“加强学习”。国民党要员称她为“同志”,题词都是称赞她“温柔、敦厚、端庄、贤淑”之类的套话。共产党代表称她为“女士”,国民党代表称她为“同志”。这真是有趣的错位。

  沈安娜把国民党中央在南京开会时的一些情况、气氛及核心人物的表情、动态,也记录下来,及时传给了中共中央。中央领导看后,笑得前仰后合。如蒋介石讲话,骂他下边人:“腐化!无能!”他下边的人小声反驳说:“说我们腐化无能,腐化无能也是你总裁领导的!”主和派的邵力子说:“完了!完了!都是你们好战的结果!”刘斐说:“大炮就要打到南京了!”有的人还喊:“快把你们的家属接走吧!”会场乱成一团。

  沈安娜谎称孩子闹病,把这个记录带回家去翻译。她翻译以后,华明之就摘录整理,及时传给党组织。她说,做情报工作,党的领导是根本,思想修养是关键。国民党曾经要让她当国大代表、立法委员,她都谢绝了,因为当了代表、委员,就做不成速记工作了。

  她工作很出色,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后,她把会议情况及时报送中共中央,周恩来称赞她“迅速准确”。她很谦虚,说情报工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要与交通、电报等工作配合才能完成。华明之就是党的交通员,负责与她联系。沈安娜说:“蒋介石做梦也没有想到,一直坐在他身后的、默默地以一支铅笔埋头速记的速记员竟然是中共的情报员!”

  上海解放后,沈安娜穿上解放军的军装在上海公开露面时,过去的同行见了,莫不惊讶地说:“想不到沈安娜小姐竟是共产党!”华明之过去的同事得知华是共产党员,并参加了上海军管会接管工作时,也都十分惊讶。有人感叹说:“从你们夫妇二人身上,也可以看出共产党必胜,国民党必败。”

  中央领导对速记工作的重视

  速记工作在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些时期,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差不多都是利用速记记录下来的。我们速记工作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是与中央领导的关心和重视分不开的。

  在延安时,任弼时讲,速记工作对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建设是非常重要的。张闻天讲,速记是党的理论建设的重要工具。张闻天还说,在延安找50个团长不成问题,而要找50个速记员就办不到。毛主席讲话很重要,没时间写下来,他讲出来,你们记下来,整理出来,交给他再去修改,节省了他很多时间。朱德总司令也是这样。他讲了,再让他去写,他也挤不出那么多时间来。毛主席看我们的速记符号都是条条线线,诙谐地说:“这像是豆芽菜!”

  有一次,在一个周末的舞会上,一个速记员坐在毛主席身边,毛主席问她:“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她说做速记工作。毛主席又问:“你使用的速记是谁发明的?”她说是汪怡。毛主席说:“汪怡这个人很不错,发明的速记对我们很有用。”

  战争年代,延安没有录音机,也没有打字机,有一段时间会议很多,速记员的任务很重。白天记录,晚上翻译,一般白天记一个小时,晚上就要翻译三个小时,还要复写出来。大家在小油灯下工作,张闻天看到这种情况,很关心我们,说:“你们可以向请你们记录的单位要报酬,每一个小时每人要两元钱。”请我们记录的单位说“边区财政不发这个钱”之后,任弼时说:“不必要钱了,晚上加班给你们夜餐吧。”有的同志回忆说,速记员曾经每人每月发六斤小米津贴,后来形势好转了,又改为猪肉津贴。有一个冬天,天气很冷。速记员在大会上作记录时,没有穿棉鞋,也没穿袜子,都用一块布包在脚上,穿着草鞋。贺龙看见后,亲自批条子,给速记员每人发一双毡窝窝。全国土地工作会议时天气很热,速记员们热得汗流浃背,刘少奇到速记员跟前说“老朋友又见面了”,边说边给速记员每人一块西瓜。前者暖在心上,后者甜在心间。由于领导的关心,我们工作再累,生活再艰苦,大家也都是高高兴兴的。

  中央领导对速记员的要求很严格,注意提高我们的政治文化素质。李富春曾说,党内有三种机要:一种是文件机要,一种是电报机要,一种是会议机要。要求大家严格会议记录。还说,记录既要忠实,也不要有闻必录。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陈毅对速记工作也非常重视,还指示军委开办了速记学校。

  1983年3月18日,中央办公厅由曾三出面召集延安速记工作者座谈会,回顾速记工作在党的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地点是在曾三的办公室。

  1985年1月15日,在中直机关招待所,又召开了一次延安老速记工作者座谈会。中央办公厅领导冯文彬、曾三、王兆国出席了会议,还和大家合影。各地去的有张树德、白介夫、张重、王仲方、张霁中、武承宗、刘继光、王宾、沈安娜、华明之、章岩、王晋等。

  关于速记工作的这些片断回忆,有的是我亲自经历的事情,有的是我亲眼看到的情景,有的是我亲耳听有关同志说的事情。


(《党史博览》(20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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