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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亚伟 追赶声音七十年

时间:2008-09-24 15:34   来源:中国速记网   作者:   点击:

 
    年过九十以后,唐亚伟教授连续拿了三个大奖:北京市科技进步一等奖(2005年);钱伟长中文信息处理科学技术一等奖(2006年11月);2006年度国家科技发明二等奖(一等奖空缺)。
 
  获得这些奖项是同一个原因,他发明的亚伟中文速录机,解决了“速记电脑化”和“实时记录语言”两大难题,实现了“话音毕、文稿出”。据说拿第一个奖的时候,老先生有些忐忑:自己这样一个“老古董”上台去拿科技进步奖,会不会让人们觉得很不协调?唐亚伟并不是计算机专家,而是速记专家、速记教育家,中国速记发展史上的两大步,都是由他跨越的。早在1934年,19岁的唐亚伟就创造了“亚伟式中文速记学”,后来成为使用人数最多的速记方式。九十岁的时候,国际速联主席和前任主席到北京给他颁发了终身成就奖,褒奖他连续70余年在速记推广和研究方面的成就。
 
 
 
  一个70多年的故事注定要从很久以前讲起。仿佛老树年轮记录了气候变迁,每一个情节转换都勒着清晰的年代印记。
 
  ■他的速记学校,帮好多人找到了工作
 
  唐亚伟生于1915年,名恭汉,亚伟是字。如同那个年代的许多热血青年,要在名字中蕴藏志向与抱负,“亚伟就是要在亚洲做伟大的贡献,不是亚洲伟人啦。这是年轻时候的想法。”
 
  家境贫寒的唐亚伟勤工俭学,因为一手好字,曾给给中华三育大学校长当书记员,每天都要记录校长口述的大批公文、信件。就在这个时期,在南昌旧书摊上偶然看到一本我国最早的关于速记的书《传音快字》(蔡锡勇著),大感兴趣。研读之后,他又找到了英文的“皮特曼速记”和“葛瑞格速记”进行比较和研究,在1934年,创造出规格化亚伟速记法。
 
  “蔡锡勇那个东西已经很陈旧了,用起来很困难。”唐亚伟说,“我受美国葛瑞格速记的影响很多,用了椭圆形作基础,比较活泼。所以,我最早的速记叫‘规格化亚伟中文速记’,‘规格化’就是以‘葛瑞格’的椭圆形为基础的意思。”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唐亚伟流亡到了重庆。靠母亲借的100元钱,他用石板印刷了100本《规格化亚伟中文速记学》当讲义,借教会的教堂当教室,速记学校就这样开张了。三年之后的1942年春,冯玉祥将军出任学校董事会董事长,给他的学校莫大的支持。
 
  唐亚伟忆起了往事:“那个时候流亡的青年人很多,我也是个难民。在重庆,许多单位在报上招聘速记员,会速记的可以去找工作。我晚上就提糨糊出去贴招生广告,白天就在教堂里教课。除了面授,还搞函授。初级班学三个月,高级班要六个月。像学习模范韩珠璇,她一分钟记到200字,最后把她的相片放大,挂在教室里面。以后第二期、第三期有好几个都达到200字。我们平常讲话,‘这个’、‘那个’,记的时候都可以删掉,每分钟有180字的速度就可以记下来了。如果到200字,就记得很详细了。我帮助了好多人找到工作。当时碰到一个困难的问题,是把速记的符号翻译成汉字。比如今天记了一个小时,你晚上就得熬夜,这一个小时起码需要六个小时来翻译。”
 
  几年后唐亚伟到了上海,继续办学,他的学生逐渐增多,当时的《大公报》上,几乎天天都刊登他的速记广告,亚伟速记达到了第一次的波峰。但他却因为加入“利他社”上了警察局的黑名单,与很多进步人士被迫逃亡到香港。“我那时候到香港去,只带了二十几块钱、一百本书,就生存下来了。到了香港,我在《大公报》登函授广告,一百本书一下就用完了,然后赶快翻印,又印一百本。所以亚伟速记又出名了。我的学生确实多,我不收学费,就是邮费讲义费,几块钱,就是这样来普及。”
 
  从香港回到北京,唐亚伟又赶上了办学的良机,50年代速记最鼎盛的时候,他的速记学校全国一度有十几个分校,甚至新疆哈密都有一个。他的书印到第十八版时,有个说法是“版权公开,欢迎翻印,不予计较”。
 
 
 
  “我办的学校多,办学校我也不要钱,只供应书。赚的钱很少,但因为面广,到处都用,所以钱还是够用的。年轻的时候,很好胜,要名儿。以后确实有名了,大家都学亚伟速记。有一次我在新华书店看书,一个人问卖书的有没有速记书,旁边另一个买书人就说你买速记书要买亚伟式的啊。”
 
  ■他脑袋摔糊涂了,唯一会说的两个字就是“速记”
 
  唐亚伟这样的人物,必定会有一些“轶事”。
 
  70年代后期某天,他骑自行车摔了一跤。大约一个月之后,感觉不舒服去了医院,医生认为是脑血栓,疏通血栓的药一用,人立刻就糊涂了,转到北大医院,一照CT,不是脑血栓,是颅外膜出血。局部麻醉后,抽出来200CC的血。“那么一大杯”,唐老先生说,“我那时候脑子糊涂,只会说速记两个字。好比想要西瓜就说速记,脑子里想要说茶,说不出来,勉强说,也只会说速记两个字。我自己控制不了。”他的儿子忍不住插言:“连叫我名字都叫速记,他知道说的不对,但是说不出来别的,他只会说速记。所以这件事也震动了我。”于是,他的儿子对速记的感情发生了变化。以前唐亚伟的每个孩子都被父亲逼着练习过速记符号,但孩子
 
  往往视为畏途,毫无兴趣。
 
  20世纪60年代,各部门速记员的编制改成了秘书编制,速记工作已不被重视。“文革”中更甚,最严重的时候,把速记认为是密码,不认得就说你搞特务。不准推行,不准办学校。而同一时期,国际上早就由手写速记前进到机械速记———用打字机在纸带上打孔记录,然后通过读孔的装置完成翻译工作,提高了准确性,也解放了大部分的人力。
 
  那些年,速记在中国跌到谷底,完全看不到前景。但唐亚伟没有放弃。
 
  “文革”期间,唐亚伟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就在这段时间里,他设计完成了“打字速记法”。做不出机械,他就做理论研究,比如编码,因为机械速记需要一套完整的编码,还有键盘的设计,还要考虑通用性。
 
  他儿子说:“编码设计之后要看合理不合理,就得一个一个摆在盒子里,这个打了五次,那个打了六次,非常原始的统计方法。计算机现在一分钟能做完的,他要做几个月。我曾经帮他做过一次词频的统计,他借来一本词频书,有数字、有单字词、双字词,三字词、四字词,每个词标着在社会上使用的频率。我做卡片,拿笔在卡片上写出汉字来,再把汉语拼音写出来,再把词频写出来。就是这么抄一遍,我好象用了三个月。”
 
  而在唐亚伟看来,“这是一种爱好。但也是认为这个东西重要,人们说的话,要不记录下来,一说就过去了。所以,如何把人们讲的话变成文字保留下来,我觉得这对人类文化流传、保存很重要。从年轻的时候我就是这么想的。”
 
  ■怎样让电脑速记更快?他从钢琴演奏中受到启发
 
  1984年,唐亚伟七十多岁投身研发速录机。
 
  他的儿子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见到中文处理机的情形,“我跟我父亲说,我有一个朋友,他们单位买了一台中文处理机。我那个朋友是单位的司机,他的权利只能是人家下班的时候请你到办公室看一看,还不能打开机,我们俩就骑自行车去了,就真是在那儿看一看。”尽管还是非常简单的中文打字机,但唐亚伟仿佛发现了新大陆一样欣喜。“那时候中关村经常跑的,电脑有什么功能,谁也不懂,就上商店看。就是想知道它怎么快,键盘怎么能够及时变成文字。”见到电脑以后,唐亚伟一直在想,如何把速记和电脑结合,把最累人的后期“翻译”交给电脑去做。对于一位对电脑一窍不通的老人而言,这个难度可想而知。
 
  老先生坦言,他所做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不断完善编码过程,制定基本的原则,至于键盘里面的结构,软件怎么实现文字处理,他就不管了。或者通俗地讲,他要管哪个键是哪个音,比如哪个指头最好打,哪一个音最常用,就要做两项统计,结合起来设计编码和键盘。
 
 
 
  由于汉字基本都是声韵结合的,两只手正好声、韵分工,他最开始设计的输入方案,是利用标准键盘一键一击,一只手打声母,另一只手打韵母。这样每分钟应该能够输入200字。但是,这样一来两只手太忙了,对速录员的操作水平要求太高了,势必会影响普及。他很快就放弃了这个设计。
 
  汉语里面双音词最多,怎样利用这个特色,让电脑速记更快?唐亚伟从钢琴演奏上受到启发,既然弹钢琴可以一只手弹主旋律,另一只手弹和弦,甚至可以交叉弹奏,那么电脑速记完全可以采用双手同时敲击键盘输入的方法,记录的速度自然能够明显提高。但是,这样就不能使用计算机标准键盘,需要重新设计速录键盘。双手多键并击,按照设计理论值是每分钟可以打600个汉字。
 
  1993年,唐亚伟终于拿出了一套完整的电脑速记编码方案和速录键盘设计。1994年5月19日,在经过新一轮改进之后,唐亚伟的速录机首次在全国计算机展示大会亮相。
 
  无论外貌还是精神状态,唐老先生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年轻二十岁。现在他最喜欢的事,是给各地的速录高手发奖。“在哈尔滨的中央大街上搭台比赛,人山人海,比赛完了就发奖。我在那里给他们发奖,高兴得很。”
 
  唐亚伟的速录机最终获得成功,那种纳新的热情与无望的年岁里执著坚守,哪一个更重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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